[62]当部分人享受国家政策，发展起来之后，也就自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这种义务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形成一定制约。

其中，合法合规性审查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是否同党章、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是否落实精简文件、改进文风要求等。如党员干部要按照要求进行财产申报，不能因此认为党员作为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最后，党内法规的制定不得违背宪法法律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并不简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样态。这42部党政联合发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根据前文的统计可以发现，在108部党内法规中，制定依据有两种的党内法规有39部，可分为三种情形：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为制定依据，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为制定依据以及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为制定依据。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实施宪法和法律就是在贯彻落实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政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从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来看，党的规范性文件在党内法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显然，在有些党内法规不宜采用条款式的情况下，要求全部列明制定依据并不现实。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领域，党内法规要与国家法律衔接，能对党员提出更多、更高标准的要求，但这种要求不能超出或突破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不能违反《立法法》第8条关于立法保留事项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党政关系进行了怎样的调整，但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以党的主张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也是党内法规的先导和指引，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指导作用。

有的则是由国家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由党内法规予以细化落实。三是关于文件来源：解决基础数据是否全面准确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统计可以发现，在108部党内法规中，制定依据有两种的党内法规有39部，可分为三种情形：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为制定依据，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为制定依据以及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为制定依据。其次，党内法规必须遵循《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所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实践中存在一种有害论的观点，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立起来，认为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只要有国家法律即可，不必再有党内法规，制定和实施党内法规会损害法治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学者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存在来证明党内法规所谓溢出效力的正当性。至于二者谁为主、谁为辅，分别以何种方式加以规制，并不能随心所欲，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界限。党内法规重在调整党务关系，包括党组织领导非党组织和群众形成的领导关系以及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关系、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等。

相对来说，这种情形比较容易安排。因此，明确列明制定依据应该是常态，不写只是例外。

47部制定依据中包含国家法律的中央党内法规，大体勾勒出实践中党规国法共同针对的事项范围。将党政联合发文的属性界定为两个，也可以在实际上解决其可诉性的问题。

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一）党内法规的360度调整视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实双重属性论并不否认这一点，就好比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其到底扮演何种角色，要根据具体情境而定，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其存在多重社会身份的理由。如果所调整的事项仅仅是党内事务，当然只能是党规。相反，作为党的主张重要体现的规范性文件对党内法规的制定具有统领意义，只不过其作用并不都直接体现在制定依据上，而是更多体现在党内法规的立规目的及其他具体条款中。关于与政党有关的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要求，有学者用其上其中其下来加以概括：其上，指的是国家法律可以规范政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党内法规是否同国家法律相一致，可以参照以下标准进行判断：（1）是否坚持和遵循了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定依据的种类不同时，则排列起来比较复杂。

一旦效力可以溢出，溢出的边界又如何划定呢？谁有权来决定哪些党内法规的效力可以溢出，哪些不可以溢出？范围和界限的模糊性，看似扩大了党内法规的边界，但实践中并不一定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损害党内法规的权威性。首先，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党章为根本，这是由党章的地位所决定的。

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界限及划分标准 尽管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有密切联系，但是作为不同的制度规范，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不能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混同。从实践运行情况来看，党政合署合并办公有助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

这些规范性文件是党的主张的重要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我们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领导一切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就决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然要涵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五、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与党的主张之间的关系 研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不能仅仅从二者自身来进行分析，还应跳脱出来，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出现。第四，在党的保障领域，特别是机关运行保障等方面，不能给予党的组织和党员特别优待。

而法律属性的获得，主要是基于政府等参与制定主体原本就依法拥有针对国家和社会管理某方面工作作出决定，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针对的事项范围 尽管党内法规的调整视野是360度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党内法规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

二是关于党内法规的种类：解决统计哪类党内法规的问题。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4）是否变通或者免除了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公民义务和责任。那么，实践中，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呈现怎样的状态？二者的界限是什么，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加以区分？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对已经公开的、现行有效的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作了分类统计。

那么，何时写、何时不写呢？《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21条规定，党内法规草案一般应当包括的内容有名称、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具体规范、解释机关和施行日期。第二类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制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由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如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党章以及作为党内立法法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也不是必须要在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条款中被列明。最后，党内法规的制定不得违背宪法法律的规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观点承认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双重属性的可能性，至于到底使用哪一种属性要根据具体情境而定。

但以此标准去分析具体的党内法规时，或发现解释不通，或很轻易得出该党内法规越界的结论。（2）是否贯彻和维护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

如根据宪法法律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制定。另一方面，调整事项上往往既涉及党内事务，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事务，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规范的是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划、权属、配置、使用、维修、处置等管理工作，涉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职能职责，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其他部门参加起草。